俯瞰三星堆。图据三星堆博物馆
孙华 杨涛摄
四川，这片位于中国西南腹地的土地，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，更孕育了无数璀璨的文化瑰宝。从将人类登上青藏高原东缘的时间“刷新”到20万年以前的稻城皮洛遗址，到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提供实证的古蜀文明遗址，还有飞栈连云的古蜀道……当人们与这些文化遗产不期而遇，也邂逅了蜀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 恰逢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实施一周年之际，3月4日，封面新闻、华西都市报推出“文化大家天府行”系列报道，对话多位在文化遗产领域耕耘多年的专家，他们或出生于四川，或对四川文化遗产如数家珍，过去一年，他们多次来川，讲述古老的文化遗产焕发新时代光彩的故事。 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考古和保护学者的专业课题，也是当下公众共同关注的文化议题。尤其是三星堆这样持续震惊世界的古蜀文明遗址，当下的保护还存在哪些问题？未来的展示与管理如何进行？ 近日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专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、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，他从专业角度剖析了三星堆遗址现阶段的保护难题、展示思路与未来管理构想。
保护和利用的前提是解决基础学术问题
“三星堆遗址目前还存在一些考古工作未能解决的问题。”孙华开门见山。在他看来，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，但要在未来向公众交出满意的答卷，还有一些基础性问题必须厘清。 尽管考古工作者已初步勾勒出三星堆“一大三小”的城址格局，也大致摸清了水系脉络，但仍有几个关键谜题悬而未决，比如：大城的城门究竟在哪里？城内的道路是如何走向的？ 孙华介绍，目前三星堆遗址只确认了大城的水门和内城门，大城的城门位置还未能确定。在南方，道路路面难以保存，城门是破解道路网络比较可靠的坐标。“通过城门往城里找道路，这是最直接的方法。现在城门没找到，道路也就难以明确。” 这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，孙华考虑的是将来遗址公园万千观众的体验感：“如果我们都不清楚古人是怎么进城、出城的，将来游线如何设计？怎么向参观者讲解？” 除了道路、城门这些城市“大动脉”，功能区的问题也没有完全了解清楚。三星堆的制石作坊、制玉作坊已有考古实证，但青铜时代最核心的制铜作坊，至今只有线索，尚未确认。 同时，三星堆人的墓葬问题也已困扰学界多年，需要调查确认或合理解释。孙华将这些称为三星堆的“基础工作”——它们就像大厦的地基，只有夯实了，保护、展示和利用才有牢固的学术根基。
保护和展示要结合提出心中的“最佳方案”
得益于现代科技，三星堆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已拥有可靠的技术手段。但不可移动文物怎么办？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保护方式？孙华的回答很明确：保护必须和展示利用结合起来。 对三星堆遗址的重要遗迹是采用覆室露明展示还是地面标识展示，当前学界仍有不同意见，但孙华的态度很清晰——主要采取地面标识展示，这既是对遗址最小干预的保护，也具有更好的展示效果，观众也能获得更完整的参观体验。 针对目前器物坑加盖的保护建筑，孙华认为应在今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进行拆除。他解释道，尽管在外面搭建“房子”，保障了当初的精细考古作业，考古完成后也能使得这些器物坑避免风吹日晒，但“房子”里的遗迹时间长了会脱水干裂，或者会潮湿劣化，并不一定是遗迹保护的最佳手段。同时，这种措施会割裂或阻断观众全面观察器物坑群，以及器物坑与三星堆城壕、城墙及整个遗址的场景感受。 “观众站在保护建筑外面看见的就是一座临时建筑，进了里面看见的只是覆罩在器物坑上的玻璃房子‘方舱’”，连坑群也看不全，更不用说坑外的环境了。”孙华描述道，参观者感受不到三星堆遗址的整体情况及其环境。 孙华心中的“最佳方案”，是对8个器物坑进行必要的保护加固，对坑穴进行回填，对坑位用不同颜色的填充物进行标注，再对整个器物坑所在的广场、城壕和城墙进行适当的标识。他真正期待的，是将整个140多米长的祭祀场所、护城河、城墙作为整体来处理，损坏的部分做适当修补，让祭祀器物埋藏场所、城壕、城墙三者的关系清晰呈现，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遗址公园的园内园区。 参观廊道的建设同样如此。孙华不赞成修木栈道，而是主张在原址上“覆一层土”，最大程度还原当年的地面和道路样貌，现在的技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。观众可以直接行走在“原来的”地面和道路上，那种参与感和体验感是隔着玻璃和木质栈道无法替代的。“若满眼都是木栈道，从天上看下去，夺人眼目的全是栈道，其他遗迹现象反而被遮蔽，遗址格局就这么被干扰了。” 在孙华看来，保护与展示不是割裂的，而是应该紧密结合的。“尤其是重要的宫殿区、祭祀区、城墙城壕，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呈现。”他说，这样才能让观众真正理解这座古城的空间格局和功能布局。
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构想 探索更有创新性的未来模式
面对在未来将要开放给游客的三星堆遗址公园，孙华提出了既务实又富有创意的构想。 遗址上的土地原本大多是基本农田，孙华建议维持这些农田原状，直接将农作物作为标识遗址功能区的“活标识”。 具体而言，就是在遗址核心区保持农田景观，用不同作物来表示地下不同的功能区划。“整体上用农作物做标识，实行大农业种植，比如小麦、油菜都可以。”他描述道，“城壕里就可以种荷花或其他水生植物，灌上水。这样，整个城市的系统就能一目了然。” 孙华甚至考虑了细节：三星堆的城墙保护得不错，但城墙转角大多已不在。在规划遗址公园建设的时候，就需要在转角处做好标志，让城市的整体轮廓得以显现。他再次强调了重要遗址原位标识的必要性，比如遗址内的道路，如果古代城市的原有道路被确认，参观道路的建设就应该尽量与古代道路重叠，尽可能少增加或不增加影响古城格局的现代构筑物。 至于那些新的旅游服务设施，可以集中布置到遗址的“非核心区域”。“在穿越城址的今马牧河沿岸，那些历史上已经受到破坏的区域，可以在那里利用一部分现有民房改造为旅游设施。”孙华阐述他的规划思路，就是把旅游服务功能都放在没有地下文物埋藏的区域。对于有文物分布的核心区，保持农业状态。不过，他特别强调要把原来一家一户的小田埂去除，形成连片的大农田。“整片整片地种植，用小麦或油菜作为不同功能区的标志，不能东一块西一块，否则也会影响遗址格局的展示效果。” 孙华认为，如果真能实现这样的综合保护和展示利用，三星堆遗址或许将探索到一些全新的展示利用方式。他说，当它维持了过去的农业文化景观，没有进行大规模干扰，就不会变成一个精致的城市公园，而是一个真正的、活着的遗址公园。 在孙华看来，这种模式不仅保护了遗址，也延续了土地原有的生命节奏。农作物春种秋收，四季轮回，呼应着古蜀文明的生命循环。游客行走在麦田或油菜花田间，脚下是沉睡的古蜀都城，眼前是生生不息的土地。 孙华提出的思考和建议，其实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今天我们究竟要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文化遗产？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平衡点又在哪里？我们能否探索更具创新的遗产保护方式？在这片土地之下，三星堆已沉睡三千多年；在这片土地之上，关于如何保护与传承的思考，仍在继续。 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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